对曹禺的评价【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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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要凭借舞台说话的。最能吸引导演的剧作家就是最有生命力的剧作家。曹禺之所以是最伟大的中国话剧经典作家，是因为他的剧作能与时代一起前进，具有更大的通过现代解读获得时代精神和永恒价值的可能性。　今年十月到上海参加纪念佐临百年诞辰活动，遇到多年不见的南京大学董健教授，董先生说他还记得我十年前在一个戏剧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向曹禺前进”。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般规律，但在戏剧世界里也有青出于蓝而未必胜于蓝的特例。没有一位英国戏剧家敢说他超越了莎士比亚，没有一个俄国戏剧家敢说他超越了契诃夫。同样的，如今，也还没有一位中国戏剧家敢说他超越了曹禺。　戏剧是要凭借舞台说话的。最能吸引导演的剧作家就是最有生命力的剧作家。今年五月，我写过一篇题目为《从王晓鹰到李六乙》的文章，提到：“王晓鹰的《雷雨》（1991年）率先找到了一条回归曹禺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道路，而现在李六乙又对《北京人》作了崭新的艺术解释，他们用自己新的舞台创造证明，曹禺之所以是最伟大的中国话剧经典作家，是因为他的剧作能与时代一起前进。”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近二十年来，在从《王晓鹰到李六乙》的重新解读曹禺剧作的导演队伍中还有像徐晓钟、林兆华这样的“大导”，和像任鸣、王延松这样的“新锐”。　今年3月5日是我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李六乙导演让我去给《北京人》剧组讲课，但收获最大的却是我自己。古人说：“多师即我师。”那一天，无论是演曾皓的仇小光，还是演曾文清的王斑，以及演江泰的薛山都成了我的老师。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与深切体验之后发表的新鲜观点让我惊喜。他们说《北京人》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和我们今天的人有关系，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痛苦着什么，追寻着什么，幻想着什么，他们认为这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在《北京人》里挖掘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内涵。　那一天，我确信李六乙他们的《北京人》将是一个非凡的《北京人》，而看过这次不同凡响的演出之后我更深信，《北京人》之所以是曹禺的巅峰之作，是因为它具有了更大的通过现代解读获得时代精神和永恒价值的可能性，从而让我们树立起一个信念：曹禺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契诃夫，《北京人》就是中国的一部《哈姆雷特》、《樱桃园》式的不朽剧作，它们将一样具有永恒的舞台生命力。因为就如同千百年之后“存在还是毁灭”照样会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千百年之后人们还是照样会怀着复杂的心情跟尽管陈旧毕竟美丽的《樱桃园》告别，千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还是照样会“痛苦着什么，追寻着什么，幻想着什么，”因而照样会被《北京人》中的人物命运所感动。　在纪念曹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时刻，我们应该承认，曹禺还是一座我们难以超越的大山。他的才情，他的学养，他的识见，他的杰作，他的自由创作心态，他的那颗赤子之心，仍是我们瞻仰的对象；他的戏剧宝藏仍需要我们拿出智慧与勇气去不断作出新的开掘，因此我还是想重复我在1997年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一次集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向曹禺前进！

曹禺原名万家宝，一九二二年，年仅十三岁的他进入南开中学求学，由于健康欠佳，不久便休学了。两年后，重返校园的曹禺加入了在华北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南开新剧团。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表演。曹禺十六岁登台，多饰女角。

反串女角受欢迎

在导演张彭春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数年的磨练，曹禺的表演技巧日臻成熟，在《压迫》等剧作中崭露头角。令他感触颇深的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一剧中扮演重要角色。这部戏表现的是正直的医生为了制止含有传染病菌的泉水浴场继续贻害他人，与当权者斗争，反被诬为“国民公敌”的事。

曹禺认真排练数月，仔细揣摩人物心理，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特徵。但时任直隶督办的褚玉璞，以为该剧暗讽自己，乃勒令禁演。直至一九二八年，褚玉璞倒台后，张彭春将《国民公敌》易名为《刚愎的医生》，于三月二十日易卜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日演出，一连三场，场场满座。曹禺精湛的演技，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为了庆祝南开二十四周年校庆，剧团又演出了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由曹禺扮演主角娜拉，此剧在天津，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时人评价：“此剧意义极深……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君及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而天津妇女会认为该剧对于提倡女权、促进女性解放必有裨益，因此还特邀其公演。足见曹禺堪称校园演艺明星。

南开新剧团时期的演出活动，为曹禺以后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自传中回忆：“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激发了我对戏剧事业的兴趣，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了从事戏剧的道路。”从看戏、演戏到写戏，是古今中外许多戏剧名家走过来的路，曹禺也没有例外。

经过幼时继母的薰陶，和南开新剧团时期的演出实践和艺术积淀，曹禺逐渐萌生戏剧创作的念头，立志要写出活的人，有灵魂的人。为此，他勤奋学习，广泛吸收，将各戏剧大师的独特招数，熔为一炉，同时还认真向生活学习。他的代表作《雷雨》，就是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五年创作《雷雨》

曹禺早就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结识并熟悉了周朴园、蘩漪这类人物，透视出这些人物的特质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再加上对话剧艺术表现形式的灵活运用，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反覆酝酿和潜心推敲，《雷雨》终于问世了，更成为了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雷雨》避免重蹈“宣传剧”的覆辙，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从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追求审美创造的真与深。该剧也早已成为曹禺生命中的有机部分。曹禺曾说：“我爱着《雷雨》，如喜欢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的”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

《雷雨》公映后，有人曾言，一九三五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是进入了雷雨时代。《雷雨》虽完成于清华，但确实是在天津的艺术土壤中孕育出来，在南开新剧团时期破土萌发的。《雷雨》的取材、构思及人物原型等，都是曹禺在天津南开新剧团时期已经酝酿好的。因而，曹禺在自传中称：“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那段生活……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

改编莫里哀作品

天津造就了曹禺，曹禺情系天津。一九三四年九月，应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杨善荃邀请，已经从清华毕业的曹禺回津任教。翌年，他就将名剧《雷雨》搬上天津舞台，受到天津各界的一致好评。十一月，他与导师张彭春合作，又将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为《财狂》。他把剧中人物名字改成中国的姓名，对剧情也加以删改，以便更为集中及适应中国观众。

《财狂》在南开中学公演，曹禺扮演主人公韩伯康，演出时“观者甚形拥挤，演毕甚受社会人士之好评”，盛况空前。《大公报》在十二月七日还出版了“财狂公演特刊”，连续登载了三篇评论文章。萧乾对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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